被誉为「通灵」的破案手法,因为他先让自己成为兇手

被誉为「通灵」的破案手法,因为他先让自己成为兇手

假设自己是猎人。

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想想看有这样一部大自然电影:非洲塞伦吉提(Serengeti)平原上,一头狮子看到水池边有一大群羚羊。我们从狮子的眼神可以看出:牠正锁定几千只羚羊中的一只。牠已经训练自己能够感觉出猎物的弱点、致命处,就是这些微差异使那只被选中的羚羊成为最可能的倒楣鬼。

某些人也是如此。我若是他们的一份子,就会每天搜索,找寻下手的对象与机会。比方说,我正待在有几千人入场的购物中心。我进到电动玩具店,一眼望去有五十几个小孩,我必须当个猎人、必须是个剖绘员,必须能够剖绘出可以下手的对象,必须搞清楚哪个小孩最容易下手攻击,必须看小孩的穿着,训练自己理解小孩展现的肢体线索。而这些都得在一瞬间完成,因此我势必得非常熟练,一旦决定就马上下手。他的父母或许就在隔壁商店,我得不动声色、不令人起疑地将小孩弄出购物中心。这一切行动都不容出错。

就是这种猎捕的刺激,让这些家伙乐此不疲。如果你测量这些家伙锁定下手对象时的「肤电反应」,我想和原野中狩猎的狮子会有同样多的指数。不管兇手猎捕的是小孩、年轻女子,或是老人、性工作者、任何说得出名字的团体;或是似乎没有特定的下手对象,反应都是一样。在某些方面,这些兇手并无二致。

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做案方式,是他们遗留的线索,线索透露出兇手个别的个性。我们由此发现一种新武器,可供分析某些类型的重大刑案,以及追缉、逮捕兇手,并将他们绳之以法。我担任联邦调查局特别探员的专业生涯中,泰半就是努力要发展这种新武器,这也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文明开创至今,所有骇人听闻的犯罪案件都牵涉一个冷酷的基本问题:哪种人会做出这种事?我们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支援组(Investigative Support Unit)所做的剖绘和犯罪现场分析,即是试图要找出这个答案。

行为反应出个性。

想像自己是这些家伙、模拟他们在想什幺,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也不怎幺好玩。不过我和我的伙伴就是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们必须去感受他们的内心。

我们在犯罪现场看到的每样事物都能让我们更加了解不明行兇者(unknown subject),也就是警察所称的 UNSUB。透过广泛研究各种犯罪案件以及和罪犯的谈话,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分析各种线索,一如医生评估各种症状以诊断某种疾病或病情。医生碰到熟悉的病徵,就可以开始诊断;我们看到不同的犯罪形态时,也可以推出不同的结论。

一九八○年代初期,我曾经为了深入研究,访问过狱中的杀人犯。在巴尔的摩那座石头建成的、古老阴森的马里兰州监狱内,我身边围坐着重刑犯。每个犯人都有来头:杀警察、杀小孩、贩卖毒品或是黑道杀手,不过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姦杀犯的做案手法。我问其他犯人狱中是否有这样的人物。

「有啊!查理.戴维斯就是。」一名犯人告诉我,然而其他犯人都说他不可能和联邦调查人员谈话。有人去监狱操场找他。出乎众人意料的是,戴维斯竟然来加入我们了,原因不外乎好奇或是无聊。我们研究顺利的原因之一是囚犯闲得很,也不知道如何打发时间。

通常我们在进行监狱访谈前,一开始会先根据主题尽量蒐集资料。我们会反覆阅读警方的档案、犯罪现场的照片、验尸报告、审问纪录、任何有助于釐清犯罪动机或犯人个性的资料。唯有如此,才能保证犯人不会别有所求或寻你开心,较可能直截了当说出实情。不过对于这个案例,我却丝毫没有準备,所以我就照实说了,并且顺着这一点去发挥。

戴维斯是个彪形大汉,约一九○公分高、三十来岁、鬍鬚剃得光光的、打扮整齐。我开头便说:「查理,现在我可是吃亏了,因为我不知道你犯了什幺罪。」

「我杀了五个人。」他回答。

我要他描述犯罪现场和他的加害手法。事情是这样的,戴维斯兼职救护车司机。他勒死一名女子,然后将尸体放在他负责救护範围内的公路旁,打一通匿名电话,再前往载运尸体。当他把尸体放在担架上的时候,没有人会怀疑兇手就在他们中间。就是这种掌握与策画的程度让他兴奋并乐此不疲。像这种让我多认识一种做案手法的案例都是珍贵无比的。

从勒死的手法,我推断他是「临时起意型」的兇手,他心中原先是打算要强暴对方的。

我对他说:「你是个警察迷。你自己也想当警察,能够支配他人,不用做无法发挥能力的劳力工作。」他笑了,并说他的父亲是名警察。

我要他描述做案手法:他会跟蹤面貌姣好的年轻女性,看见她开车进餐厅的停车场。透过他父亲在警界的关係,查出车牌号码,然后找出餐厅负责人的名字,打电话到该家餐厅,请对方广播,告诉她没关车灯。她出来后他便强行将她推入她的车或是他自己的车,将她拷上手铐后载走。

他依序描述他所犯的五桩案件,神情彷彿陷入回忆中。说到最后一件,他提到自己把放在前座的她盖起来,这是他第一次记起这个细节。

说到这里,我加以推论:「查理,让我猜猜看你是什幺样的人。你和女性的关係紧绷。你犯下第一椿案件时财务发生困难。当时你二十来岁,你知道工作无法发挥自己的能力,生活因此脱离你的掌控,充满挫折感。」

他点了头。到目前为止,我说的都没错。我尚未说出特别难预测的部分。

「你酒喝得很兇,」我继续说:「你欠人家钱,跟同居女友又发生争吵(他并没有告诉我他跟人同居,但我非常确定这一点)。状态最恶劣的那几天晚上,你会出去找下手对象。你不想去找你的外遇对象,所以必须找别人。」

我可以看见戴维斯的肢体语言逐渐改变,开始流露真情。就我稀少的资料,我继续说:「但是你对最后一名受害者比较不那幺兇残。她与其他被害人不同。你强暴她后又让她穿好衣服。你盖住她的头。前四件案子你并没有这样做。对于这次行兇,你不像前四次感觉自在。」

当对方开始仔细聆听时,你就知道说对了某些部分。我从监狱访谈经验中学到这一点,也能够在询问时加以反覆应用。我知道他正专注听我讲话,「她说了一些话,让你觉得杀了她心里很不舒服,但你还是把她给杀了。」

突然间戴维斯的脸红了起来。他似乎在发呆,而我可以看见他的内心,他正回到犯罪现场。犹豫一会儿,他告诉我那名女人说她丈夫身体不好,她非常担心。他病得很重,也许快死了。这番话可能是女人的急中生智,也可能不是。我无从得到答案。但显然这对戴维斯产生了影响。

「但是我没有戴面具。她知道我是谁,所以我必须杀了她。」

我停了一下,接着说:「你拿了她的东西,对不对?」

他再次点头,承认拿了她的皮夹。他从皮夹取出一张照片,是她与丈夫和孩子在圣诞节的合照。他保留了这张照片。

我从未见过这家伙,但我已能清楚勾勒出他的个性,所以我说:「查理,你去过墓地,对不对?」他又脸红起来,这证实他注意到媒体对这起案件的报导,所以他知道被害人埋在何处。「你去她的墓,因为你感到内疚。而你也带了一样东西到她的墓地,放在墓前。」

其他的囚犯鸦雀无声,全都屏气凝神地听着。他们从未看过这样的戴维斯。我重複他的话:「你带了某样东西到墓地。查理,你带什幺?你带了那张照片,对不对?」他再度点头,然后低下头。

其他犯人可能觉得这一切神奇得有如巫术或是魔术。显然我是在猜测,但我的猜测是根据我的同事和我当时找到的背景资料、所做的研究和累积的经验。这些研究和经验不断在累积,例如我们发现,所谓兇手会到被害人墓前这老掉牙的理论果真不假,但是原因未必是我们当初所以为的。

行为反应出个性。

我们的工作之所以必要,原因之一是重大犯罪的本质改变了。对于让不少城市深以为苦的、与毒品相关的谋杀案,以及让国人蒙羞、却已司空见惯的枪枝犯罪,我们都不陌生。然而以前大部分犯罪案件,特别是重大刑案,都只发生在相识的人身上。

但如今事情不再如此单纯。一九六○年代,美国的杀人案件破案率高达九成;如今这种情形已不复见。儘管现在的科技日新月异、电脑时代来临、警察的训练和资源要比以前好太多也精细太多,谋杀率却上升,破案率却下降。愈来愈多案件的兇手和被害者彼此互不相识,许多案件也无动机可查,至少并无明显或「合理」的动机。

传统上对执法人员来说,传统的谋杀和重大罪行相当容易破案。犯罪原因是我们都经历过的情感:愤怒、贪婪、嫉妒、利益、报复,被极度夸张地呈现。感情问题一旦获得解决,犯罪或犯罪冲动将会消除。即使有人会死,警察也多半知道兇手是谁、动机为何。

但是最近几年,一种新型的暴力罪犯却开始浮现,就是除非被抓到或被杀死才停止犯罪的连续罪犯(serial offender)。连续罪犯从经验中学习,其犯罪技巧由于不断改善而日益精进。我说「浮现」,是因为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兇手可能一直都在你我身边,可能早在一八八○年代伦敦的「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之前就有了。而开膛手杰克是一般人公认的第一个现代连续杀人犯。而之所以用男性的「他」,是因为几乎所有的连续杀人犯都是男性,其中原因待之后再说明。

连续杀人的历史要比我们想的长。那些流传下来有关巫术、狼人、吸血鬼的故事和传说,或许正是对骇人暴行的一种解释方式,因为在欧洲和早期美洲关係紧密的城镇中,人们无法理解这种骇人暴行的变态(如今我们倒是视变态为理所当然),怪物必须是超自然的生物,不可能和我们一样。

在所有的重刑犯中,连续杀人犯和强暴犯最令人匪夷所思,对个人危害最大,也最难抓。部分原因是他们的犯罪动机远比我刚列举的基本犯罪动机还要複杂许多,因此他们的犯罪模式更加令人猜不透,同时他们也少有同情、内疚或悔恨等常人具有的情感。

有时要抓他们的唯一方法,就是学会他们的思考模式。

有人担心我会把受到严密监护的调查机密洩漏出去,提供未来犯罪者犯案方法。这点请放心,我要叙述的是我们如何将行为方式应用于罪犯性格剖绘、犯罪分析,以及侦查策略上,但是我不会详述,即使我想也不能这样做。首先,我们花了长达两年的时间去训练选进我们小组的干练探员。其次,不管兇手自认他有多神通广大,他愈是要逃避我们的侦查或是误导我们,我们就愈能透过他的行为线索来办案。

一如数十年前柯南.道尔(Sir Arthur Conan Doyle)作品里的男主角福尔摩斯所说:「毫无例外,都是特异性带来线索。案子愈是普通、愈是无奇,就愈难破案。」换句话说,我们掌握愈多的行为模式,就愈能提供给当地警察更完整的剖绘和分析;当地警察能掌握的剖绘和分析愈完整,他们就愈能缩小可能的兇嫌範围,集中精力找出真正的兇手。

在此对于我们的工作我必须澄清一点。位于匡提科的调查支援组隶属于联邦调查局「全国重大罪行分析中心」,在此中心服务的我们不负责抓犯人。容我再说一次:「我们不负责抓犯人。」负责抓犯人的是地方警察,就他们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来看,大部分警察的表现值得我们喝采。我们的工作是帮助地方警察聚焦调查重点,然后提供几种防制技巧来引出犯人。一旦他们抓到犯人──我再次强调是「他们」,不是「我们」──我们会设法研究出一套策略,帮助检察官在审判时让被告真正的个性显现出来。

因为我们的研究和特有的经验,才能办到这一点。面对一桩连续杀人罪的调查,一个中西部的当地警察部门可能第一次看到这种骇人的罪行,而我的单位却可能处理上千上百件类似的案子。我总是这样告诉我的探员:「想了解艺术家,你就要看画。」几年下来,我们已经看了许多「画」,也跟最「杰出」的「艺术家们」深入交谈过。

我们开始按部就班地发展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组的业务,一九七○年代晚期和一九八○年早期,这个单位更名为一九八八年我应邀上电视,分析「开膛手杰克」谋杀案,稍后在本书中我将告诉你们我对这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不明行兇者的结论。

直到爱伦坡的《停尸间谋杀案》后一百年、福尔摩斯后五十年,行为剖绘才脱离小说故事,走入真实生活。一九五○年代中期,纽约市发生「疯狂炸弹客」(Mad Bomber)案,震惊全市,兇手在十五年之间犯下三十多起爆炸案件。他攻击的目标多为公共地标,像是中央火车站、宾州火车站、无线电城音乐厅(Radio City Music Hall)。当时我还是个孩子,住在布鲁克林区,这起案件令我印象深刻。

在无计可施的情形下,一九五七年警方请来一位格林威治村的心理医师詹姆斯.布鲁赛尔博士(Dr. James A. Brussel)研究爆炸现场的相片,并仔细分析兇手写给报社、语带嘲讽的信。布鲁赛尔观察整体的行为模式,推论出几项详尽的结论,包括兇手患有偏执狂、痛恨父亲、深深爱恋母亲、住在康乃狄克州的某市。在书面的剖绘报告最后,布鲁赛尔如此指示警方:

去找块头大的中年人。出生于国外,信奉罗马天主教。单身,与一位兄弟或姊妹同住。你们找到他时,他可能穿着一件有双排钮扣的西装,钮扣是扣上的。

从信中所提及的内容,兇手很可能是被爱迪生电力公司解雇的员工,因为心生不满而犯案。锁定对象后,警方找出爆炸案发生前,一九四○年代曾于爱迪生电力公司任职的乔治.迈德斯基(George Metesky)。一天傍晚警方前往康乃狄克州的瓦特布里市(Waterbury),逮捕这位大块头、单身、中年、出生于国外的罗马天主教徒,剖绘内容中唯一的不同处是他不仅与一位兄弟或姊妹同住,而是两个未出嫁的姊妹。警察要他换好衣服跟他们去一趟警察局,几分钟后他从房间走出来,身上穿着一件有双排钮扣的西装──钮扣是扣上的。

布鲁赛尔博士说明如何得到这正确无比的结论,他解释说:心理医师通常会检查个人,然后再试着就此人在某种情况下会有何反应做出合理的预测。在建构剖绘内容的过程中,布鲁赛尔说:他将这过程颠倒过来,从行为证据来预测兇手的身分。

以四十年后的观点来看「疯狂炸弹客」,这的确是相当容易侦破的案件。但当时这案子却是「行为科学」犯罪调查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分水岭。布鲁赛尔博士后来与波士顿警局合作侦办「波士顿勒人犯」(Boston Strangler)的案件,他是这领域的真正创始人。

虽然这学派常被称为「演绎」的一种,然而无论是虚构的杜平、福尔摩斯,或是真实的布鲁赛尔,或是跟随其脚步的我们,实际的工作却是「归纳」多于「演绎」,换言之,即是观察某件罪行的特别要素,再据此做出更广泛的结论。一九七七年我初到匡提科时,行为科学组的讲师,例如开山始祖霍华德.德田(Howard Teten),正开始将布鲁赛尔博士的观念应用于警方专业人士交给国家学院(National Academy)的案件。不过当时这都被视为趣闻轶事,并无扎实的研究做后盾。这就是本书的故事背景。

我已经提过能够将自己想像成兇手的重要性。经由研究和经验,我们也发现让自己身处受害者情境也同样重要,其中痛苦可能不亚于前者。只有当我们清楚了解被害人对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暴行会有何种反应时,我们才能对兇手的行为和反应有真正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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